主题: [原创]高州历代事件之新中国时期主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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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2013/7/14 0: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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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党在茂名县的反动势力仍然比较大,仅蒋介石部署在全县的忠义救国军两广纵队粤南指挥部就拥有反动势力1.2万多人。1949年10 月至1950年10月,县境内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武装洗劫达328次,掠走大批白银、人民币等财物,炸毁路桥1座,焚毁民房4间,攻陷乡政府2个,杀害乡干部群众61人。为了剿匪镇反,保卫和巩固新生人民民主政权,茂名县贯彻党中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剿匪反霸镇反运动。
     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1949年11月~1951年11月)军事清剿,先后铲除周奇、朱伟韬、陈清泉等特大匪霸,处决匪特恶霸864名。第二阶段(1951年底~1952年底)继续深入发动群众,从内到外,清理匪特反革命分子,仅全县干部队伍中就查出参加土匪组织成员63人,自首分子12人。第三阶段(1953年)再次进行地毡式清理,彻底铲除匪特反革命分子。全县对恶霸50名、反动会道门头子1名、地下军170名、不法地主3名进行判刑,对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37719人进行管制。1953年底,剿匪镇反运动全面结束。


第二节 抗 美 援 朝

     1950年9月,侵朝美军越过“三八”线,继续向中朝边境进攻。同时派空军侵入中国东北领空,进行轰炸、扫射,严重威胁中国安全。10月8日,应朝鲜政府请求,毛泽东发布抗美援朝命令,茂名县随即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1950年11月,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茂名分会成立。1951年2月中旬,县城中学生宣传队一行493人深入全县各地,以演戏等各种方式,演出节目40多个,深刻揭露美国侵略暴行,观众达7.8万多人。4月中旬,茂名分会先后召开15次会议,还在各区先后召开干部会议、文教界代表会议、农干会议。全县动员5644人组成156个宣传队,进行抗美援朝大宣传,召开座谈会3297次,控诉会108次,全县30多万人在70 处不同地方参加“五一”反美示威游行,50多万人在和平理事会发起的拥护五大国缔结和平宣传书上签名。1951年7月15日,《茂名县抗美援朝分会给全县各界人民关于开展献捐武器支援抗美援朝志愿军的通告》中,向全县人民提出献捐“茂名号战斗机一架”的号召。至1951年10月底止,全县人民在运动中认捐人民币总值达60.62亿元(旧人民币值)。在抗美援朝中,全县涌现出24名积极分子,直接踏上朝鲜战场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7月,《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正式签署,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运动至此结束。

第三节“三反”、“五反”运动

        1952年1月3日至1953年3月3日,全县第一批“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正式开始,参加该次运动的有县委、县人委、粮局、卫生院、保险公司等5个单位385人,历时2个多月。1953年3月至5月, 全县进行第二批“三反”、“五反”运动。运动先由县委作总动员,一方面号召全体党员带头作批评和自我批评;另一方面号召全县群众对机关、工商界展开“三查”(查证据、查赃款的来龙去脉、查情节)、“三对”(对同案、对私商、对户头对物品对家属)。经过清查,县税务部门清查出首批3个行业353户营业户走漏税额28.53亿元(旧人民币值)。1953年初,县城还展开了各区镇财粮清理,清出区乡私设小金库物资款17.7亿元。全县清查出贪污百万元以上22人,百万元以下138人,贪污财物11.27亿元。

第四节 土 地 改 革

        1951年4月,茂名县在第三区(公馆)开始土改试点工作,摸索经验。1951年6月中旬,茂名县土地改革委员会成立。县土地改革委员会组织了一支有各种人员组成的938人土改队伍,参与土地改革。全县土改分“八字运动”、“划分阶级”、 “分田分地”、“复查发证”四个阶段进行。1953年底,县土改全面结束。
        土改运动中,县派出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召开农民代表大会,号召贫苦农民站出来揭露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农民的罪行,然后展开访贫问苦,在农村中寻找生活最穷最苦受压迫最深的农户作“根子”,抽调土改队员到“根子”户“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引导他们忆苦、诉苦、诉陷害,促使农民觉悟。在此基础上,根据农村所有农户的经济来源情况,分别划为不同的阶级成分。农村的主要阶级成分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等。接着以“根子”户为基础,展开大串连,按照“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改总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结成最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对其中的恶霸和不法分子依法惩处。然后在斗争胜利的基础上,没收地主多余的土地财产,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颁发土地证,引导农民发展生产。据统计,全县有102个恶霸地主被处极刑,没收、征收土地106.63万亩,房屋169107.5间,以及耕牛、农具、余粮、金钱等一批。
        经过土改,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土地改革前,占全县总人口87.94%的农民(贫农、雇民、中农)拥有的耕地仅占耕地总数21.5%,且大部分为瘦瘠劣等土地,而占全县人口7.43%的地主阶级却拥有全县土地总面积72.1%。土改后,土地按人口分配,人均分得耕地1.2亩,而全县地主分得30000亩,仅占全部耕地的2.8%。禁锢在中国人民头上二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被彻底砸碎,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土地改革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3年全县许多地方虽遭受严重的虫、旱灾害,水稻总产仍达300.68万担,比1951年增29.14万担,为1949年的1.37倍。


第五节 社会主义改造

       全县土地改革完成后,县委于1953年11月6日召开县区干部扩大会议, 传达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随即将工作重心转移到部署和领导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三大改造”)上来。茂名县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用3个互相衔接的步骤和方式进行。首先组织临时农业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接着发展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进一步建立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1年,第一区榭村以邓荣新为首组成了全县第一个农业互助组。1953年底,全县各类农业互助组迅速发展至9562个。1955年,全县建成农业社1414个,1956年春耕结束前,全县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2231个,其中高级社303个,入社农户17.2万多户,占全县总户数的86%。至此,茂名县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合作化后期,县内有些地方曾出现过急躁冒进的现象。县在1956年夏收和秋收前后曾两次展开整社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前建社过程中的不良现象,使农业的经营管理得到改进。
        茂名县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从供销合作入手,实施生产改造,由低级向高级逐步过渡的步骤,经过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再到手工业合作工厂三个发展阶段。1956年1月,全县15 个行业的手工业中,从业人员2880人,其中个体从业人员2716人,有78.8%的手工业劳动者加入了合作社,其中生产合作社50个,供销生产社14个,生产小组42个,合作小组106个,总人数为2140人。自此,全县完成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茂名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等一整套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并且把对企业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1956年3月,全县改造了私营工商业户2655户、3711人,占当时工商业人数的98.49%。


第六节 整 风 反 右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号召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党内外人士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和建议。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从7月开始,根据中央的部署,全县整风转为反击右派进攻的斗争。7月30日,县委发出《关于在干部中开展反右斗争的学习和向群众开展宣传的指示》。8月16 ~24日,召开全县中小学教师学习大会,部署反右斗争。同月21~30日,召开全县扩大会议进行“鸣、放、争”。10月27日,县委成立反右派斗争领导小组,按战线成立5个分组,抽调60人作为专职干部。运动主要在机关、学校、人民团体、民主党派中进行。是年底,以工商界为试点,针对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运动的得失,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1958年2月在各战线全面铺开。4月,转上反右派斗争,运动一直持续到9月才完全结束。反右斗争, 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严重扩大化,全县共错划“右派分子”518人, 运动中将不少因思想认识问题对党或对某个领导提出的批评意见,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因而有不少知识分子、科技人员、爱国民主人士和党员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而受批斗,其中有不少人因对肃反、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等政策提出意见而被打成“右派”。这些“右派分子”分别受到撤职、降职、降级、降薪、劳动监督、开除公职、逮捕、送劳动教养等处理,使这些人的身心长期受到摧残。1961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改造“右派”工作会议精神及中央领导的指示,将在民主革命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较大贡献、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罪轻可划可不划和年老体弱的“右派分子”给予“摘帽”处理,其余的都在1978年11月按中共中央决定给予复查。经复查,均属错划,后陆续给“右派分子”摘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被错划“右派分子”者,按政策全部给予纠正,并作妥善安排。

第七节“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

       1957年11月,茂名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后,要求各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展工业农业生产高潮,全县随即掀起了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农业生产热潮,1958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各行各业进行会战,竞放“卫星”,全县迅速形成“大跃进”的局面。
         水利大会战  茂名县的大跃进运动从1957年底兴起的水利大会战开始,先后兴建了高州引鉴水利工程(1958年3月竣工)、高州水库工程(1960年7月库区竣工),还有15宗中小型水库及一批山塘、河陂等。在水利大会战中,全县从人力、物力各方面全力支持。县委、县政府采用民办公助,自筹劳力的办法,节省了大量资金,仅高州水库就增建了一个库区,库容从原来的4亿立方米,增至11.5亿立方米。修筑引鉴水利工程时,开工仅一个多月,上工地参加义务劳动的干部、学生、居民就达1.16万人。修筑高州水库库区进场民工最高达5万多人,食宿都在工地,日夜苦战,而国家只给很少的伙食费和零用钱。水利大会战修筑的一系列水利工程,解决了茂名市的工业用水,使境内及鉴江中下游的农田成为旱涝保收的良田,还进行发电、航运等综合利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但这批水利工程由于在“大跃进”的氛围下建造,存在不少质量问题而留下隐患。
           大办农业  在大跃进运动中,农业方面,县内流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等口号。1958年7月,县委要求晚造开展“双千斤县、3千斤乡、4千斤社、5 千斤队、1万斤亩”的运动,如有认为指标过高不切合实际者,即被批判为“右倾保守”。结果,浮夸之风大长,指标越订越高。搞试验田时,竟然提出要求水稻亩产5万斤、10万斤、15万斤,番薯亩产100万斤的高指标。县委在茂名县城西的汽车站附近搞了一块试验田,把大量的粪肥堆积在试验田里。有的甚至把几亩以至十几亩将要成熟的水稻拼成一块。生产措施也把适当密植改为高度密植,越密越好,规定统统要插“蚂蚁出洞”、“双龙出海”、“满天星斗”,有密至亩插200万株的。 深耕改土也变为越深越好,有的“深翻三次,加深七层”。由于高指标带来高估产,不断反“右倾”带来夸大报产,结果产量越报越高。1958年11月5日,县委宣布, 全县粮食已基本过关,水稻最高亩产5170斤,番薯亩产30万斤。实际粮食并未过关,1958年,全县水稻亩产为282斤,总产166839吨,总产比1957年减少6554吨,减产3.93%。
           大炼钢铁 1958年下半年,湛江地委下达8000吨铁、3000吨钢的生产任务给茂名县。9月,省委将茂名县定为钢铁生产重点县,将原生产8000吨铁的任务增加到2万吨。于是,县委成立钢铁生产领导小组,同时成立钢铁师、钢铁团,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热潮。各地土法上马,大建小高炉和土坯炉,甚至利用砖瓦窑、旧炮楼等进行炼铁,大量砍伐山林树木烧炭作燃料,收集旧铁锅、铁门窗作“引子”。是年底,全县建起大小炼铁高炉2822座,参加炼铁高峰期人数达45万人,当年完成炼铁5426吨、土钢765吨,但不少是无使用价值的“烧结铁”、“海绵铁”。盲目的大炼钢铁,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损失和浪费。
           人民公社化 1958年9月初,中共茂名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定》,进行联乡并社转公社。至9月中旬,先后成立了超美(谢鸡)、红旗(分界)、大同(南塘)、上游(石骨)、超英(石鼓)、东风(东岸)、火箭(鳌头)、卫星(公馆)8个农村人民公社和附城人民公社,全县21万农户 100%加入,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建立初期,强调“一大二公”,大搞“一平二调”,将土地、山林、耕牛以至社员的财产一律收归公社所有,进行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组织军事化,采用团、营、连、班制度;生产劳动战斗化,进行大兵团作战;生活集体化,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后来,县委对人民公社的政策进行一系列调整。1959年,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为承包单位,实行“分段管理,三级核算”。1960年,清理“共产风”,克服“一平二调”。1961年,试行生产责任制,解散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实行按劳分配。1962年,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1981年,建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将土地、山林分到各农户种植、经营。1983年10月,人民公社政体实行政社分设后正式结束。


第八节“四清”运动

         1963年6月12日,中共高州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等有关社教文件,部署开展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的“四清”工作。1964年1月,第一批试点石鼓、长山、镇罡、沙田、顿梭等5个公社的“四清”正式展开,由县委领导带领工作队分驻各生产队,与社员“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指导“四清”的具体工作。运动做法分二步,第一步是:1、学习文件;2、摸底排队;3、访贫问苦;4、扎根串连;5、编讲村史;6、对敌斗争;7、运动生产齐抓好。第二步是:1、整党整干,自愿革命;2、发动群众,帮助干部;3、组织专干,查账清账;4、认真赔退,彻底“四清”。该批试点至7月上旬结束,历时6个多月,被认定有“四不清”的生产队以上干部6673人,占5个公社干部总数61%。同年10月,全县“四清”全面铺开。1965年1月,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改称“四清”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县委派驻各社的工作队才收队解散,从而匆匆结束运动。
          县委开展“四清”指导思想是:要高标准,高质量,从思想、政治、组织、经济四个方面挖掉封、资、修的根子,以焕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有较大的发展。因此,把生产是否发展作为运动的标准。开展“四清”的生产队,大部分都增产。在抵制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方面,起了一定作用,城乡出现了许多移风易俗、破除迷信的好事,建立了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对改变干部的作风及解决经济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有成效的。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指导下,扩大了打击面,错误地给许多基层干部戴上“四不清”、“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等帽子,把一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作为“资本主义尾巴”来批判,严重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第九节“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5月16日, 中共中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5822616通知”)。《通知》下发后,县委迅速在党员干部中传达。1966年5月29日,中共高州县委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此后,“文化大革命”迅速在全县开展。
        红卫兵运动1966年8月,县内各中学首先成立红卫兵组织,接着各工厂、机关、团体等单位也相继成立红卫兵组织。刚开始加入红卫兵组织的成员必须是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家庭的所谓“红五类”人员,但很快红卫兵组织成员便冲破条条框框,成为不受限制的自发性群众组织。红卫兵组织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前期的主力。
红卫兵组织成立后,各中小学陆续停课闹革命。红卫兵冲向社会“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被认为是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文艺路线”者肆意抄家、游斗,甚至设“牛栏”关押。
        红卫兵大串连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红卫兵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1966年9月,中共高州县委成立革命师生接待办公室,各公社成立接待小组,负责接待各地来往串连的红卫兵。当时红卫兵所到之处,即大量散发传单,鼓动“文化大革命”,“炮轰走资派”,“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浪接一浪。1967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号召“复课闹革命”后,红卫兵的串连活动逐渐停息。但“文化大革命”却更加深入地在各单位开展。
         全面夺权1966年10月,县机关革命造反派以反对“官办文革”为由,自行成立高州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踢开党委闹革命,拉开了揪斗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走资派)的序幕,并于1 967年1月23日宣布向县委、县人委夺权。此后,各部门各单位、各中小学校、各工矿企业以及农村公社等都先后被“革命造反派”夺权。被夺权的单位,党政组织无法行使职权,公安、检察、司法机关处于瘫痪状态。掌权后的“造反派”组织,对本单位原领导人及业务骨干,分别以“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名义进行批斗,甚至被戴上纸糊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各单位的工作处于无序状态。
         县党、政领导机关被宣布夺权而陷入瘫痪后,同年3月25日,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海军南海舰队0565部队奉命进驻高州县,与县人民武装部组成高州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对高州县实行军事管制,代理行使县委、县人委领导职权,负责组织和领导全县各项工作。
         5月,县直机关一些革命造反派以“联指”不执行革命路线而成为“保皇”的“大老保”为由,另行成立“红旗第二造反司令部”(简称红二司)。7月中旬,一些红卫兵组织以清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黑材料”为名,深夜抢走一些单位档案(主要是上级下发的文件)。8月,又有一部分“革命造反派”认为联指是大老保、红二司做法也不符合要求,因而另立“红旗第三造反司令部”(简称红三司)。同月,县武装部和部分公社武装部的枪支弹药被抢,开始出现武斗气氛。在广西、化州等地形势影响下,在学校和县直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串连下,县内一些工厂也出现过类似县直机关的革命造反组织。由于联指、红二司、红三司相互之间有矛盾,各自称造反派,都与外地的造反组织有联系,故矛盾发展越来越尖锐,曾在县城以鉴江为界构筑工事,挑起几次武斗流血事件和不少乱打乱杀事件,全县因此造成非正常死亡301人。不久,县城各红卫兵组织通过协商成立革命大联合总部。接着,县军管会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1967年底至1968年初,各“造反派”相继实现革命大联合。在大联合的基础上,成立革命委员会。1968年3月31日,高州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此后,各公社革命委员会也随之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由“军、干、群”三结合组成,以支“左”部队干部为主主持日常工作。县革委会成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并以此统率各项工作。
         “三忠于”与“天天读”“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单位均建立“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制度。即每天都要学习毛泽东主席著作,早晚各单位全体人员拿着毛泽东主席语录本,肃立于毛泽东主席像前,先唱赞歌(早唱《东方红》,晚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读毛泽东主席语录,接着在毛泽东主席像前请示、汇报当天的工作,然后挥动毛泽东主席语录本高呼“毛主席万寿无疆”等口号。同时开展“三忠于”活动(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开会时,会前跳“忠字舞”(手拿写有忠字的语录牌,在毛泽东主席像前边唱语录歌,边跳由语录歌内容编排的简单舞蹈),会上唱毛泽东主席语录歌。家家室内挂毛泽东主席像,门口用红漆油喷上带毛泽东主席头像的语录或忠于毛泽东主席的对联;人人胸前佩戴毛泽东主席像章;街头路口建忠字牌坊,大搞“红色海洋”。这些活动在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停止。
          清理阶级队伍1967年9月,全县把167名“坏分子”清理出革命队伍,遣返回原籍监督劳动。1968年8月,县革委会以武装纠察队名义宣布监护、 审查57名领导干部,有110名老干部被诬为“南路党”, 并在人民会堂集中对县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公开批斗、示众。9月,县革委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实为清理阶级队伍工作队,为突出政治而用此名)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全县被揪斗者无法统计,其中马贵公社有200多名群众被刑讯逼供,28名群众被活活打死,38 名群众被逼自杀。高州中学有30多人被打成“阶级敌人”,副校长覃恩汉被逼致死。
           1969年10月,县革委会将原县领导机关合并为农林水、工交、财贸、文教、卫生五大战线,并成立县革命委员会,把500多名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0年7月,动员干部退职、退休、插队(简称“双退一插”),把大批干部清退出革命队伍。当时,全县初步规划清退1450人,其中干部750人,教师700人。经过长坡公社试点后,全县由组织决定给予办理退职的有353人,其中有许多干部被迫退职。
            革命大批判“文化大革命”以批判修正主义为旗帜,强调敢破敢立,破字当头,以革命大批判开路。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革命大批判更是有组织接二连三地开展。1971年5月底,全县开始分期分批逐级进行“批陈整风”,开展路线教育和读书运动,组织革命大批判高潮,重点批判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全县共组织了大小批判会8350场,批斗贩卖“人性论”进行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276人。同年10月上旬开始,全县分期分批传达党中央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文件,开展批林整风,全面揭发清查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1974年4月,县委按照中央部署,再次借题发挥,矛头指向一批老同志而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树立一批“反潮流”的典型,并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排斥异己。同时,1973年8月至1976年底,全县分5批进行“以大批(判)促大干”为内容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狠批“三重三轻”(重工轻农、重钱轻粮、重个人轻集体),围歼副业单干,取缔“四队两厂”(即地下包工队、地下建筑队、地下打石队、地下运输队和地下加工厂、地下砖瓦厂),大割资本主义尾巴。1976年1月中旬,县委组织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公开批判邓小平,进行揪“走资派”,抓“还乡团”。大批判从机关到农村,发动全民参加,造成了广大干部群众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的极大混乱。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宣告“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使高州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遭受巨大损失。党组织长达数年时间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文化设施损失破坏贻尽,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 ,全县国内生产总值“文革”十年比“文革”前十年平均每年降低5.2%。


第十节 农业学大寨运动

        1964年2月,《人民日报》相继发表通讯《大寨之路》和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学习大寨精神后,全县干部群众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以“水、土、肥”为中心,大力整治农田,大力推广采摘野生绿肥,学习潮汕地区生产经验,大搞一年三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动乱,学大寨只停留于口号。1970年11月,中共高州县委传达了中央北方农业会议精神。12月,在县城召开农业学大寨万人誓师大会,并制订《关于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决定》,全县学大寨运动再掀新高潮。1971年1月,县委、县革委制订《举旗抓纲学大寨,奋战两年变昔阳——高州县学大寨、赶昔阳规划》(草案),全县开展农业学大寨勘查规划工作。采用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办法,组织一支“四级”(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结合”(解放军、领导干部、技术员、群众)共18340人的规划队伍,分批深入全县27个公社,6998个大队,跑遍全县13438个山头和669条大小河流,历时3个多月。1974年10月,县委成立了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并在全县组建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400多个,大搞水利,开沟排毒,整治农田。仅1975年冬至1976年春,全县完成土石方5248万立方米,改造低产田15.5万亩。南塘公社旺罗大队从1971年起,大干4年,在鉴江筑起一条长140米,高6米的混凝土大坝,建起5台机组的水轮泵站,开辟19条总长7.5公里的灌渠和一条长8公里、宽4米的防洪排涝渠。1976年12月,县委、县革委采取各种形式,大宣传,大发动,贯彻全国、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揭批“四人帮”破坏农业学大寨罪行,解决发展农业生产方向道路问题,进一步掀起学大寨热潮。当年,高州县被评为广东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县。学习大寨治山治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基本条件,但照搬大寨片面追求粮食产量、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封闭农贸市场、突出政治评工记分等“左”错误的经验,阻碍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的学大寨运动才停止。

第十一节 拨 乱 反 正

         澄清混乱思想  1978年8月底,中共高州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总结林彪、“四人帮”推行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流毒在县内的具体表现,首先在县委开展整风。同年12月,印发《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学习资料,组织全县干部群众学习讨论,从理论根本上否定“两个凡是”(即“凡是毛泽东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的错误方针。1979年2月,召开3840人参加的全县四级干部大会,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和“左”倾错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研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此后,县委又贯彻落实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长期困扰人们的“左”倾思想得以澄清,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平反“文化大革命”冤假错案  1978年10月,县委成立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等机构,有案件处理的单位设立复查案件小组,本着“错多少改多少,全错全改”的原则,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产生的案件逐一复查处理。
         是年12月,县委作出《关于为“赖鸿维翻案集团”平反的决定》和《关于为“清理南路党”问题平反的决定》。1968年,县革委会追查“赖鸿维翻案集团”、“新街27号与后街3号翻案黑窝事件”,以及1969年1月把新中国成立前在广东入党而当时又在高州工作的赖鸿维、叶大茂、叶锦等110位同志列为“南路党”审查,并使560多人受株连,两个《决定》给予全部平反。同月,县委还作出《关于为在全县中学教师南塘集训班清队扩大化被迫害的干部、教师平反的决定》、《关于为高州中学现行特务平反的决定》及《关于为李书清、全忠同志平反的决定》,给1968年南塘清队集训班前后及集训班期间,以“现行特务”、“有特务嫌疑的人”等罪名,遭受打击迫害的干部、教师彻底平反,对迫害致死者的家属,按政策妥善安排处理;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叛徒”、“特务”、“汉奸”揪斗的李书清及全忠,给予平反。1979年1月,于1968年被迫害致死的原县教育局长林建平及以“叛徒”、“特务”、“走资派”进行监护审查的赖鸿维、李恩荣、王松山等57名干部,也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此外,县委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其他案件也作出妥善处理。
           妥善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  1979年2月,县委贯彻中央指示,对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518人,全部“摘帽”,给予改正,恢复名誉,并作适当的工作安排。同时,对已改造好的“四类分子”摘掉帽子,错划的给予平反。1980年后,对确认为原国民党起义投诚的353人,给予落实政策,60名受株连的亲属也全部恢复名誉。落实139宗归侨、侨眷、港澳台胞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冤假错案处分的案件,对80名台属落实了政策。


第十二节 经济体制改革

             1978年12月后,高州县的改革开放逐步展开。1985年2月,县体制改革办公室成立,1987年12月,县综合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立。

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后,全县农村逐步推行生产责任制。1981年8月,中共高州县委发出《关于落实和完善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的意见》,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山林分给农户耕种管理。承包期限3~5年,长的15年,改变了集中劳动、统一管理、统一分配的单一经济模式,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1988年6月,县委、县政府作出《关于开展“千元田”、“百元山”活动的决定》,1989年1月又作出《关于加快发展养殖业的决定》等,进行耕作制度改革,建立“丁颖生态农业示范区”,全县逐步形成了“山顶戴帽、山腰着衫、山底穿裙”、“塘中一池鱼、塘面一群鸭、塘基一行蕉、塘头一栏猪、塘边一园果、山上一群鸡”等的模式和“菜、稻、稻、菜”、“烟、稻、稻、菜”等耕作制度。同时,大力发展规模种养,实行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经营。1993年,全县有上规模的股份合作果园1100多个、养殖场2200多个、林场238个。东部荔枝、中部香蕉、西部龙眼、南部鱼塘的区域化规模种养逐渐形成。为促使农产品商品化,实现农产品增值,中共高州县委进行流通体制改革,实施国营、集体、个体、联合体“四轮”齐转,发布《关于保护外来香蕉客商合法权益的通告》等,支持各地客商到高州经销果菜等农产品。1993年,县各种经营果菜品单位2100多个,从业人员2万多人。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1982年,全县农业总产值39222万元(当年价),为1979年的2.1倍。1993年,全县的农业总产值246889万元(当年价),为1979年的13.3倍。


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80年代初,全县在农村成功改革的基础上,开展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中心的城镇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由浅到深,由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
              打破“铁工资”克服平均主义  80年代开始,企业的体制改革首先由打破绝对平均主义而逐步深入。各行各业的企业根据自身实际,采用超产奖、超额提成奖等形式,实行“按劳分配”。1980年下半年开始,县供销系统在日杂公司作试点,推行“开放”政策,即将所在公司、门店内分细承包,上缴管理费、税金和利息后的盈利,按多劳多得分配,原工资只作档案工资等方法,取得经验后,在全系统推行。1987年,全县企业推行劳动工资与工效挂钩,当年实行的全民所有制单位35个,集体企业12个,职工共17394人。企业生产效益的好坏同职工个人利益挂钩,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
               转换经营机制扩大企业自主权  1981年,县综合服务公司在该方面进行探索,率先将10个偏僻、亏损大的门店实行租赁制,这些门店当年即摆脱亏损,上缴公共积累、利润等增长 50%以上。1986年,全县逐步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到1988年,在全县国营工业、交通、建筑、商业等12个系统的企业中,有 84%的企业落实了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1992年后,县委、县政府落实《全民所有制工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县橡胶厂为综合改革试点,实行一厂多制、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等方式,使该厂当年的产值超亿元,税利超千万元,为茂名地区之首。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推动引导走规模经济的路子,于1988年2月制定《关于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支持和鼓励企业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当年底,全县的工企业先后与全国15个省、33个市的105家企业和37所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及28 个外资公司建立了经济技术协作关系,签订协议213项,总投资21325万元,引进外资8340万元。当年,还成立了规模较大的4家集团公司。县铸造厂与西德朗德公司联营后,当年11月份即实现产值、税利、创汇等翻番的目标。
               鼓励发展多种经济形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政府允许发展多种形式经济,把个体经济列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鼓励发展个体及私营企业。1984年,县成立个体劳动者协会,乡镇设基层分会。当年有会员8999人。1988年,县委、县政府先后制定《关于鼓励发展私营工业的暂行规定》、《关于鼓励外商投资办企业的规定》、《关于鼓励外地单位(个人)到高州办企业的若干优惠措施》等,推动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1993年,全县个体工商户17575个,从业人员24860人,私营企业310个,从业人员5209人;私营商业售额占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0.43%,个体工业总产值占全县工业总产值56.33%。
              此外,县计划、财政、税务、工商、物价、人事、劳动、审计等部门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制定相应的简政放权,搞活企业,发展经济的具体措施和办法。


第十三节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1986年,胡耀邦总书记视察高州后,县委召开会议传达贯彻总书记关于“山区的田、土、山、水都要利用”的指示和“新年新面貌”的要求,提出农村经济要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要从“摸路子、打基础”转入“上规模、上水平、求效益”的新阶段。县根据高州实际,大规模调整改革农村产业结构,进行“四个转变”,即从只抓粮食生产转到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农工商综合经营;从只抓山下转到山上山下一齐抓;从自给半自给性生产转到商品生产;从集体经营为主转到以户承包为主。“五个充分利用”,即充分利用全县土地资源,充分利用全县近50万个劳动力,充分利用各行各业人才和各种科技成果,充分利用地处亚热带气候资源,充分利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调动起来的积极性。实行“六个跟上”(即思想认识跟上、政策措施跟上、领导方法跟上、服务工作跟上、科学技术跟上、各行各业跟上),为高州以后“三高”农业的快速发展夯实了基础,加快了高州经济发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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